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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贄思想與“姚嶲學派”的崛起

                    日期:2021-12-01來源:姚安縣文化館作者:朱和雙 曹曉宏點擊:2143 字號: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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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贄思想與“姚嶲學派”的崛起

                    朱和雙 曹曉宏

                      明代中期,李贄不遠千里來姚安,為官三年。李贄是一代思想家、文學家,也是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他在姚安三年,對姚安的思想、學術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之后,姚安逐步成為了云南一個文化次中心,同時也是連接滇學與蜀學的一個通道。之后的三百多年里,在這里成長起來的一批文化人,在思想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李贄及其思想的影響,我們暫且把這一批人稱之為“姚嶲學派”。

                      一、李贄到姚安府任職時的社會狀況

                      在李贄來姚安之前,姚安府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呢?現在我們來回望那個時期的姚安,可以看到:大族高氏橫行郡中,外來官員良政難施;盜賊此伏彼生、弱肉強食,民不聊生;文化教育難以實施,人才缺乏。這種狀況在一些文獻里面多處有記載。明朝孫繼皋(1550-1610年)所撰的《宗伯集》卷四有一篇《姚安守秦公傳》,里面說:“姚安在萬里外,文網稀闊,而大姓高某為不法,橫行郡中,吏莫敢詰問。”李元陽(1549-1580年)在《姚安太守東淇楊公遮留記》里也說:“姚安為郡,素號難制,地有酋長,俗尚強梗。為太守者未入郡界,先入之言在其肺腑。既升郡堂,坐太守座,凡見前者無非難治之事,所臨蒞者無非難治之人。一切茍且塞責,庶幾職滿而去。自有郡以來,沿襲成俗,謂治姚安法宜爾也。豪猾欺陵,兇殘吞并皆置之不問;盜賊滿野,西沒東生,若罔聞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云南鄉試錄》里有一個記載:嘉靖乙卯(1555年)秋八月,“云南例比士于鄉”,在“中式舉人四十名”中,竟無一人來自姚安軍民府。

                      究其原因,有的說是因姚安久沐于佛教,而儒學的創設又長期停滯不前,時人對此局面頗有不滿。這好像也不是一個理由。在明早在嘉靖年間,王陽明晚年招收的云南籍入室弟子王鳴鳳便將盛極一時的“陽明學”傳到了姚安。清康熙《大姚縣志》有《卓行》說:“王鳴鳳,性英邁,素有氣節。童試時,太守奇其文,薦之學使。……應歲貢,初授安??h丞,得從事陽明王先生,學識始進。獻籌邊策,切中時務,兵部王公憲謂有匡濟略,咨行錄用。尋升峨眉縣令,蒞任多政績,累膺旌獎。及退居林下,三舉孝廉,請建學宮,躬率庠子弟殫力上言,又贖地以助其成,今大姚儲才有地,皆公之惠也。”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接任姚安知府的盧洪先撰《金孝子傳》說:“金鯉……姚世族子也。……〔嘗〕講學于蓋庵周公、南沙熊公、洪山楊公、中溪李公,見羅李師。……萬歷七年,御使帥公極意搜輯,據實類造。請事下,禮部尚書潘公并該科勘合,于本年九月初四日照會帥院,核實過孝子一名金鯉……類行云南布政司另給官銀起蓋牌坊,用風夷俗,以勸化將來。……于是致仕知縣王鳴鳳、庠生江一龍等以事聞……黃堂李公卓吾之《孝友傳》〔謂〕‘向公承節之孝弟辨’,敘述者也;‘子孫之是彝是訓’,發揮比者也;‘后人之景行維行’,風聞此者也。……今孝子享年八十有馀。”推測王鳴鳳的年齡要比金鯉、李元陽(1497-1580年)稍晚些,但李贄到姚安任職期間,他恐怕已是垂暮老者矣。

                      一個地方思想文化的發展,與主政者不無關系。明朝時期的姚安府雖然有流官來主政,但“地有酋長,俗尚強梗”。明朝的姚安府,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似乎都繞不過高氏一族。我們且來看看明中期高氏在姚安的情況。

                      明張居正(1525-1582年)撰《張太岳先生文集》(明萬歷四十年唐國達刻本)卷二十八《與云南廵撫王凝庵》說:“高金宸先已題奉欽,依準襲矣。”萬歷三年(1560年),王凝代鄒應龍接任云南巡撫。據《明神宗實錄》卷三十六說:“萬歷三年丁未,以都御史、太常寺卿王凝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云南,兼建昌軍節度等處軍務。”又據《明神宗實錄》卷八十說:“萬歷六年十月癸卯,升巡撫云南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凝為南京大理寺卿。”這些資料說的是云南當時主政者的情況。

                      隨著父輩的辭世,高金宸以“姚安府經歷”(正八品)出現在明代的政治舞臺上,始于征剿鐵索箐諸夷。明代理學家瞿九思(1546-1617年)撰《萬歷武功錄》卷六《云南》有《鐵鎖箐羅思諸夷列傳》說:〔高〕欽死,子金宸嗣。然當欽世而后,鐵鎖〔箐〕始專屬姚安〔府土同知〕也。……當是時,姚安守楊汝允,以試事至,謁都御史。”這說明明萬歷元年時高金宸已襲職。明駱問禮(1527-1608年,字子本,號纘亭,浙江諸暨人。明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撰《萬一樓集》卷二十六《書》有《復林聯峰》說:“遞中得大教,足感垂情。高金宸到任,公移諒已至。臺別來以尊教語該府,即翻然領悟,而高酋初不知出上人意也。此雖小節,非得大教,事不可了,便成大隙。昨得撫臺來文,亦甚喜悅,荷庇多矣。其到任儀節,入中門謝恩,但不設公座,彼此亦皆安之。”

                      明萬歷五年二月,駱問禮以云南布政司右參議分守洱海道,與李贄同住姚安府城。萬歷十二年(1584年),駱問禮入楚,任湖廣按察司分巡武昌道兼兵備副使。明郭應聘著《郭襄靖公遺集》(明萬歷間刻本)卷二十一《祭左方伯林聯峰同年文》有“余守粵邦,洊秉斧戚。公憲滇沅……”句,推測林聯峰曾任職姚安府,而“高金宸到任”即指署該府事。清嵇璜(1711-1794年)撰《續文獻通考(清乾隆間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百四十二《四裔考·西南夷·云南土司一·姚安》說:“萬歷中,同知高金〔宸〕以征緬功,賜四品服。”據高厚德造報《姚安高氏世系行實》(收入清雍正《姚安高氏族譜》)說:“四十八世祖高金宸,十效軍功,大敷文教,筑城墾荒,開復十馬科糧四百一十石,納入大姚縣,除去原舊納馬十匹之名。奉旨世襲四品服,俸同知。兩攝府篆,五授誥敕,晉秩朝列大夫。”道光《姚州志》卷之二《建置·名宦》說:“高金宸,同知,署府事。”此外,據高厚德造報《姚安高氏世系行實》(收入清雍正《姚安高氏族譜》)附載《管轄》《疆界》說:“〔管轄〕姚州東南西北四界軍民、九里里民;大姚縣東南西北四界軍民、五里里民;姚州鐵索鄉;大姚縣左(苴)卻拾馬鄉。”“〔疆界〕東至定遠縣一百二十里;南至鎮南州一百二十里;西至普朋(淜)、沙松灣一百四十里;北至橋東哨一百二十里;東北自大姚縣由左(苴)卻拾馬〔鄉〕至金沙江元謀〔縣〕止,計一百里,與江外會川〔衛〕接界;西北自白鹽井至鐵索〔鄉〕一百六十里,與賓川州接界。”這應該就是明清兩朝高家的管轄范圍了。道光《大姚縣志》卷之十六《雜異志·高衙》說:“〔高〕奣映投誠于國朝,授〔姚安府〕土同知職。……所轄三姚彝民,東至元謀縣界,南至定遠縣界,西至云南縣界,北至賓川州、永北〔府〕界。”這里的記載與上述的范圍大致是相同的。

                      明嘉靖年間,李元陽、王鳴鳳等極力推崇“陽明學”,但姚安府最強大的地方實力派高欽(正五品同知)及其胞弟高鈞對王守仁勸說貴州宣慰使安貴榮的那些“精辟言論”并不感興趣。據《明世宗實錄》卷之五百十九《嘉靖四十二年三月》載:“辛卯……高欽跳梁于姚安。”又《明世宗實錄》卷之五百六十四《嘉靖四十五年閏十月》載:“丙申……云南、四川兵討逆酉(酋)鳳繼祖,平之。……馀黨姚安府同知高欽及其弟高釣(鈞)并謀主趙時杰等亦為姚州土官高繼先所擒。”此外,《明世宗實錄》卷之五百六十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載:“乙未……云南撫鎮官、尚書呂光洵等以‘討平鳳繼祖及逆黨土舍高欽等捷’聞,詔‘先賞土官高繼先銀幣,〔高〕欽子孫降襲姚安府經歷,其諸臣功罪,行巡按御史核實以聞’。”也就是說,在高欽、高釣主政姚安土官時期,對儒學特別是“陽明學”在姚安的傳播所采取的是抵制的態度。

                      明萬歷元年(1573年),高繼先卒,子應麟襲姚州同知(從六品)。高繼先是什么樣的人呢? 明萬歷十六年(1588年)戊子春三月,姚安府學教授董金曾撰《明故承務郎姚州土官同知竹亭高公墓志銘》,說:“〔高〕弼娶張氏,生公。公少游庠序,嘗學問,知禮義,雖土流而有儒風,且性質雅節、才干忠勤。承襲以來,格殺首級不可枚舉,兩院各司道嘉獎無虛歲。其大者,統兵剿滅殃墳裔夷,地方賴以寧謐,如征元江、東川、武定,獻俘奏凱,克成絕功,屢奉朝旨赍予優渥。……公生于正德庚辰十月二十一日,歿于萬歷癸酉二月初九日,壽五十有三。……公諱繼先,字汝遠,號竹亭,配周氏。子男一人,曰應麒。……應麒號少竹,甫六歲而孤,鞠于母周氏,今襲祖職,恂恂儒雅,有父之風,識者謂其克紹前人之烈。”

                      從這些記述看來,李贄到姚安任知府時,姚州的同知是年僅十歲的高應麟。這讓李贄思想在姚安的傳播阻力相對小了一些。

                      二、李贄在姚安府的治理思想

                      李贄對姚安府的治理思想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是政令清簡、守土安民施政措施。

                      李贄(1527-1602年)的思想從“原情論勢”發展到“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發棄發”前,他對當時的姚安府采取了的是“政令清簡”的措施。有記載的政績也就是修橋、建廟(城隍廟和光明宮)、改三臺書院、講幾次學、寫幾篇文章(包括詩和對聯)。就在李贄到姚安任知府不久,高金宸因隨征鐵鎖箐、北勝州諸夷叛亂的戰功,獲準升任該府“同知”(正五品)。為了表示祝賀,李贄撰《高同知獎勸序(高系土官,父祖作逆)》(收入《李溫陵集》卷之十《雜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顧大韶校定本),這一篇文章在清道光《姚州志》卷之四《藝文下》改題為《賀世襲高金宸膺獎序》,署知府李贄(字卓吾)撰,并刪去“高系土官,父祖作逆”;光緒《姚州志》卷之九《藝文志中·序》同,惟改“李載贄”為“李贄”。按:李贄任姚安知府時,還沒有改名“李贄”,且“卓吾”為其號。況李贄謂“父祖作逆”不確,疑即“父叔作逆”之誤,因為高齊斗(高金宸的祖父)已死,并沒有參與高欽、高鈞(鳳繼祖的女婿)作亂。從這篇文章來看,李贄對高金宸的“守土安民”功績表示過贊賞,這也是他的政治理想。文章說:

                      予嘗語高子〔金宸〕曰:“我國家統一寰宇,澤流區內,威制六合,不務廣地而地自廣,蓋秦皇所不能臣,漢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圖矣。若干羽之格,東漸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視之,奚啻千百邪!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與子揚厲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并建,文教敷洽,二百馀年矣。蓋上采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后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后有郡縣,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朝,上下古今,俯仰大王,囊括并包,倫制兼盡,功德盛隆,誠自生民以來之圣之所未有也,故予謂若我圣朝卜世卜年,豈特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長,衍漢唐宋無疆之歷,萬億斯年,未有艾矣。此豈直為小臣祝愿之私哉!其根本盛者,其枝葉無窮,理固然耳。爾高氏之先,吾不知其詳矣。自為內臣以來,我高皇帝憐其來歸而不忍遷之也,則使之仍有土之業;因其助順而不忍絕之也,則使之與于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于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則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孫而隆其眷。夫當混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際,謀臣猛將,屯集如云,設使守漢唐之故事,或因其來歸也,而待以不死,可若何?或因其效順也,而遂遷之內地,使不得食其故土之毛,可若何?雖其先或有功德,而沒世勿論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謂我祖宗之恩德至厚也。且今之來此而為郡守、州正、縣令者,豈易也哉?彼其讀書曾破萬卷,胸中兵甲亦且數十萬,積累勤矣。茍萬分一中選,亦必遲回郎署十馀年,跋涉山川萬馀里。視子之爵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稱厥職是懼,一有愆尤,即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來遠,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視吾子安步而行,乘馬而馳,足不下堂階,而終身逸樂,累世富貴不絕,未嘗稽顙厥廷,而子孫秩爵與流官埒。是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馬之功臣,其殊勛懋伐,載在盟府,尚矣。乃其后嗣不類,或以驕奢毀敗,雖有八議,不少假借。外之衛所,其先世非與于拔城陷陣之勛,則未易以千戶賞,況萬戶乎?今其存者無幾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則不得以破格調;其平日非敬禮君子,愛恤軍人,則不可以久安,亦既岌岌矣。惟士官不然,若有細誤,輒與蓋覆;若有微勞,輒恐后時??な匮灾O司,監司言之臺院,而賞格下矣。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今以郡守則不得比,以衛所主官則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孫則又不得比,其故何哉?蓋功臣之子孫,恐其恃功而驕也,則難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詳,非故薄之也。若郡守,則節制此者也。非大賢不可;衛所世官,則擁衛此者也,非強有力、知禮義亦不可;故宜其責之備耳。夫有擁衛以防其蔓,有節制以杜其始,則無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榮,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則思報,思報則能謹守禮而重犯法,將與我國家相為終始,無有窮時,其何幸如之!”予既與高子時時作是語,已。今年春,廵按劉公直指鐵驄,大敝群吏,乃高子亦與獎賞。然則高子豈不亦賢哉!高子年幼質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飭,有儒生之風焉。其務世其家以求克蓋前人者,尤可嘉也。于戲!予既直書獎語懸之高門,以為高氏光寵矣。因同官之請,又仍次前語以賀之。其尚知恩報恩,以無棄予言,無負于我國家可也。

                      二是明德親民的政治主張。

                      據《明史》(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列傳第一百九《耿定向》說:“其學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于黃安。……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游。贄小有才,機辨。……贄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發,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 李贄去發時并不在姚安,其解任乃自己力辭。在姚安知府任上,李贄的思想還沒有發展到“毀儒”的極端狀態,比如現藏于昆明市東風西路瓦倉莊的《重修瓦倉營土主廟碑記》即署“萬歷九年歲次辛巳仲秋朔,中憲大夫知姚安府事溫陵卓吾李載贄撰”,這至少可以表明他離滇前仍以儒者自居;惟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溫陵集》(明顧大韶校定本)有《李溫陵自序》改署“卓吾老子題湖上之聚佛樓”,前后兩種署名的差異值得引起重視。作為儒者的李贄深受何心隱(1517-1579年)的影響,他喜歡講學,而不喜歡打仗。明萬歷八年他提前辭官的真正原因就是要避開再征北勝州傈僳人的戰爭以及接踵而至的征緬甸之戰。

                      清初,毛奇齡撰《西河集》(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百二十《折客辨學文》說:“予嘗作《土司傳》,方陽明在龍場時,土司安貴榮暴橫無禮,自恃從征功,欲并諸官驛作土司地。陽明貽一書示之,彼即歸罪恐后。夫陽明何嘗苦勸人?而所至向化,此即躬行有效之一證矣。”據說安貴榮想奏功升職,王守仁撰《貽安貴榮書》(收入乾隆《貴州通志》卷三十七《藝文·書》,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說:

                      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幾千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逾越。故天子亦不得逾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宣慰司亦可革也。……夫鏟除冦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

                      惟李贄撰《高同知獎勸序》與當年王守仁撰《貽安貴榮書》有異曲同工處。清光緒《姚州志》卷之五《秩官志》說“高金宸,土府同知,署姚安府事。萬歷中,以征緬功進秩,賜四品服,知府李贄作《序》以獎之”,這里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顧炎武輯《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四十四冊《云南》說:“姚安府土官……所部居崇山,盡力隴畝,家有常給,控制番人,鷙悍喜斗,每奉調征,不庭或至二千人。……近之隴川丁改罕、岳克舉諸役皆與焉,而鐵索箐之討自三岔河進兵,眾至八千人。萬歷中,高金宸以征緬功,晉秩四品服。金宸死,高光裕襲。光裕死,妻高宗姒攝職,麗江木氏女也。以帷薄不修被殺,子高守藩聽襲。”按:“帷薄不修”指家庭生活淫亂或比喻家庭中男女淫逸、穢亂放蕩。據《明神宗實錄》卷之五百二《萬歷四十年閏十一月》載:“己丑……故事‘土司奏討,升賞必繇,撫按代題’。先是,萬歷三十八年,云南麗江府土官知府木增以‘從征順大等夷、助餉二萬馀兩,乞比北勝州土司同知高承祖、姚安府土舍高光裕等事例,加級宗賢’。時為驗封員外,遂題覆‘加三品服色’。及撫臣周嘉謨、按臣鄧渼參其違越宗賢,乃具疏請罪,自悔失于行查。部議‘當重加罰治,并追奪新加木增服色。如撫按言,以懲驀越且申明舊例’。從之。”如此說來,高光裕襲職并被“加級宗賢”即在明萬歷三十八年前。據《明神宗實錄》卷之四百七十二《萬歷三十八年六月》載:“甲申……賜麗江府土知府木増‘加三品服色’,從其請也。”又《明史》列傳第二百二《云南土司二·麗江》說:“〔萬歷〕三十八年,知府木增以征蠻軍興,助餉銀二萬余兩,乞比北勝土舍高光裕例,加級。部覆賜三品服色,巡按御史劾其違越,請奪新恩,從之。”則誤“北勝州土司同知高承祖、姚安府土舍高光裕等事例”為“北勝土舍高光裕例”。又《明熹宗實錄》卷之八《天啟元年三月》載:“己巳……以姚安府土舍高守藩襲本府土官同知。”在李贄的善意規勸下,高金宸、高光裕及高土官都能盡忠職守得晉秩“四品服”。高守藩卒于明崇禎四年(1631年),子高土官襲世職。高奣映撰《先子悟禎傳》(收入《雞足山志》)說“歲甲子,黔國感公義,聞于朝。征之,授太仆寺寺丞,仍兼四品服俸”。到高厚德(高奣映之孫)襲職時,因侵占民田并賄賂流官,最終被朝廷“郡縣之”。

                      三是“援佛歸儒”的精神取向。

                      在晚明時期,李贄的思想得到了姚嶲學派的推崇,這是一項不爭的事實。但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可以歸結為佛教的根深蒂固及儒學的“非正統”傾向。作為“正統儒學”最忠實的堅守者,駱問禮的政績在姚安人的記憶中早已消失殆盡,這恰好證明當時姚安府的儒學仍處于“非正統”狀態。實際上,駱問禮與李贄同住姚城時期的分歧完全超越了“政見”的不同,因為他推崇孔孟圣學和程朱理學而反對王陽明的整體學說,甚至還有詆毀佛教的極端思想。

                      三、受李贄思想及學術影響的姚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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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珽一直被認為是李贄的學生,甚至稱為“龍湖高足”。近人劉念學(署“念覺居士”)編《姚安縣史地概要》(民國三十三年鉛印本,以下同)有《學術》說:“明代邑中學術,自以陶珽、陶珙兄弟為最?,E受業晉江李卓吾,并與公安袁氏中郎兄弟為友,文章則以白樂天、蘇子瞻為宗;且好談佛學,亦受袁氏熏染。同時并有徹庸,為方外交,故學術實綜合儒、釋?,E著有《閬園集》,并纂《續說郛》,極稱博洽。”

                      實際上,陶珽是否到湖北拜訪過李贄仍缺乏可靠的證據,相信他早期便主要得益于陶希皋的教誨。明萬歷《云南通志》(民國二十三年龍氏靈源別墅重印本)卷之八《學校志·姚安府·鄉舉》說:“萬歷癸酉科,陶希皋。”陶希皋早年受業于泰州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羅汝芳(1515-1588年,字惟德,號近溪。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嘉靖四十四年因父喪歸里守制。萬歷元年十月升云南按察司副使分巡永昌),相信他也拋棄了“程朱理學”的羈絆。清光緒《姚州志》卷之七《人物志·鄉賢》說:陶希皋“辭官歸里,養親課子。……倡首捐資修黌宮,鄉人感其德”,這應該是陶珽成進士前發生的事情。李贄官姚安知府的三年間,便刻意“入于禪”。明萬歷八年(1580年),駱問禮的生母鄭氏卒,隨即從云南右參議任上丁憂故里。駱問禮撰《續羊棗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高承埏重訂本)卷之九《李太守好奇》說:

                      姚安李知府名載贄,號卓吾,善文能書,好講學。時講學者多入于禪,而此公尤甚。然廉靖明達,上下愛之。一日出一對于“觀海樓”,曰:“禪緣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參得透,一乘便了;佛以法修,無滅法,無作法,無非法,無非非法,解得脫,萬法皆通。”一日學道出巡,予燕之于樓?!矊W道〕謂予曰:“此非禪寺,胡揭此聯?”予曰:“此李太守漫筆,愛其奇巧,不欲去之耳。”后李公求致仕,人以予‘親臨守道,不能留之’為言,且有傳予‘去之’之說,為‘去其官者’。又招致一書生,文辭清雅、儀容秀發而無姓名、籍貫。予疑之,行文府中查明,而竟不回文。予曰:“查之本道事已畢,倘有違礙,事在該府。”人又有謂予“不能為太守留賢者”。然予出滇時,李公尚未致仕。及致仕,竟不歸鄉,寄住耿楚侗家,以其為道學宗主也。不知何故,游至京師,死于非命。大抵清奇可怪而不近人情,終非儒者正道。李〔公〕,福建晉江人。

                      駱問禮所說的這名“書生”,疑即從李贄游學之姚安人,但不可能是陶珽。陶珽生于明萬歷甲戌(1574年),其父陶希皋于癸酉舉孝廉。清高奣映撰《雞足山志》(云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卷之六《人物上·名賢》有《陶珽》說:“舉萬歷辛卯科孝廉,以屢科不第……萬歷庚戌成進士第,與括蒼傅宗龍先生為同年,陶登鄉薦副公車時,傅才誕生耳。其翁夢同年至,則來朝,陶踵其門矣。陶屢不中,堅守之。比足十八年,乃與傅齊發,其石上談因,固皆再來人。”從這段話可推測傅宗龍生于明萬歷十九年(1591年),而他竟比陶珽年輕18歲(如果將“比足十八年”算作是“陶屢不中,堅守之”的時間,顯然是算錯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辦公室編《楚雄人物》說陶珽“生于明萬歷元年”即將“比足十八年”算作是陶珽、傅宗龍兩人年齡之間的差距。明萬歷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游至京師”的李贄以剃發為名,奪下理發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終年76歲。在李贄辭世后,駱問禮借此文澄清當時的事實。明末藏書家高承埏(1603-1648年)撰《續羊棗集序》說:“暨陽駱纘亭先生,以進士起家,隆慶初為留京給諫,數上封事忤執政意,謫楚雄幕,邅回。久之,稍遷至滇藩少參,旋以楚臬副〔致仕〕。歸老鄉園者二十馀年,日以讀書、撰述自娛,所著有《萬一樓集》七十二卷,若《續羊棗集》九卷,即《〔萬一樓〕集》中之一。……予考先生之在滇也,溫陵李卓吾方守姚安,先生傾契特至。洎其晚年,自為墓碣,襟期卓犖乃如此。為杰為迂,后世當有篤論哉!”因推崇朱熹,駱問理對王守仁的學說是不屑一顧的,他還反對佛教,這些都與李贄相抵牾。

                      陶珽早年隨其父陶希皋游宦到貴州(萬歷初居石阡府,隨后轉安順府永寧州),而李贄到姚安任知府時,根本就沒有機會結識陶希皋及年幼的陶珽。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辦公室編《楚雄人物》(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7頁)強說“珽幼年即有志于學。時值李贄任姚安知府,收徒授業,珽即‘游于李卓吾之門’”,惟缺乏根據。林海權著《李贄年譜考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1頁)說:“〔李贄〕任姚安軍民府知府……蒞任后,即修廟學,集生徒講學。……時姚安陶珽來從李贄學。”實際上,“從李贄學”者雖眾,但沒有陶珽。清高奣映撰《雞足山志》(云南省圖書館藏清抄本,以下同)卷之六《人物上·名賢》有《陶珽》說:“凡會試歸,即棄家入雞足山,初讀書于白井庵,嗣讀書〔于〕大覺寺,繼精臨摹于楞伽室。……未第時,又多讀書〔于〕西湖,與陶石簣、袁中郎、黃慎軒、董玄宰、陳眉公諸名卿交,所為詩文,海內稱絕。”推測出身于軍籍的陶珽在成年以后再次離開姚安所的老家,當是明萬歷二十年初赴京城參加會試。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秋,剛考取進士不久的陶珽撰《新建〔白羊〕文廟記》(收入清雍正《白鹽井志》卷之八《藝文志下·記》,清雍正八年刻本)說:

                      白羊為姚郡附近,專理鹺政。故不置學,而獨有先師廟,主權者率博士弟子春秋講學行禮……然規度狹隘,弗稱尊崇。歲萬歷己酉秋,新安汪君來司鹺……乃進諸弟子,謀所以改創之。……于是慕義者若響,則有若家大人及諸士庶以金助……陶珽若而人以力助……規制咸備,一洗昔陋。經始于己酉冬,落成于庚戌秋。……廟成,余尚需次都門,諸文學走幣數千里,索余言以紀成事。余聞之陽明子曰:“國有學而不修,有司之恥也;士有學而不修,士之恥也。士之學,以心性為基,以道德為垣,以仁義廉恥為墉。士而敗基喪垣,復塞其墉,即翚飛鳥革以崇飾師廟,且謂入室之戈,而謂吾學以修乎?”汪君既恥有司之不修而率先多士,多士宜何如勉旃?夫圣人之學,心學也;圣圣相傳,心心相印。舜文崛起,東彝西彝,不問地也;見知聞知,五百馀歲,不問時也。雞鳴夜氣,為圣之時;豪杰自期,為圣之地。志在作圣,而時與地勿論已。我朝聲教四訖,人文宣朗,增置學校,獨遺粵滇諸鹽司。若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云爾。”然圣門端木氏以貨殖稱,而不足累端木,蓋學猶殖也,不學將匏落無庸。吾愿多士以學為殖,以心為學,遠宗濂洛關閩,近接姚江、河東諸君子。……司所籍者,弟子員幾五十人,文物不亞滇之一邑,而前有邱君鑑魁于鄉,則掇科登膴,多士固饒為之矣。

                      這里的“濂洛關閩”指的是宋代理學的四個學派,“濂”即濂溪,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為宋代理學之祖,是程頤、程顥的老師);“洛”即洛陽,指程顥、程頤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即關中,指張載(因其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因他曾講學于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陶珽站在維護儒學正統的立場評論“諸君子”,他所說的“姚江”即王陽明,而“河東”就是明代初期朱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薛瑄(1389-1464,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他與弟子閻禹錫、白良輔、張鼎和私淑弟子段堅等創建了著名的“河東之學”,門徒遍及山西、河南、關隴一帶,蔚為大宗。其學傳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呂柟為主的“關中之學”)。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前后,從刑部(郎中)任上回到姚安所丁父憂的陶珽撰《李卓吾先生祠記》(收入清光緒《姚州志》卷之八《藝文志上·記》,清光緒十一年刻本)說:

                      先生去(守)姚,距今四十年;其卒于長安,又距今十六年。余縱觀守是邦者,凡有德于一士一民皆有祠,或遷去或致歸又皆有祠,即先祠而后詿吏議者終亦不廢祠。先生何獨無祠?豈姚人至是忍忘先生哉?吁!此正所以為先生歟!先生真人也,其在姚也,當其時、盡其心,如是則已;其去姚也,無系戀、無要結,如是則已。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經天,有時見,有時不見,而俗眼見其見者,不見其不見者,以為先生如是則已。然則姚人豈知祠先生哉?余既晚從先生游,比金吾決絕,先生所謂死于不知己之手者,余蓋親嘗焉,然則姚之知先生者莫余若也。于是讀禮山中,謀與蔡生學清私祠先生。夫祠公典也,先生何私?若父老子弟而受私祠也,蔡生也晚,抑何私于先生?即曰:其父兄伯仲嘗傾身事先生,而世人于祖父生則事,歿則怠焉,皆是也,抑何私于先生?吁!此正所謂先生與(歟)!余又縱觀宇內諸公無不讀先生書,每就予問先生治姚狀,思一當北面者,豈非以先生有終不可忘者耶?予既獲一日侍先生,蔡生輩又以其伯仲皈依先生,先生嘗曰:有一知己死且不恨,安知今日之私祠先生,先生不往來于醉陶生白之間耶?是役也,不以遷秩顯,不以當時從游結納,二三子所致,先生必輾然喜。經始于夏,落成于秋,凡三閱月。嗟乎!姚人于此無負先生也,亦先生之無負姚人矣!

                      李贄守姚安始于明萬歷五年,而“其卒于長安”為明萬歷三十年,前后相差二十五年,則“先生去姚,距今四十年”誤,據意應改作“先生守姚,距今四十年”。明萬歷十二年(1584年),李贄移居麻城。清高奣映撰《雞足山志》卷之六《人物上·名賢》說陶珽成進士后,“初授刑部四川司主事;二任福建司員外郎;三任山西司郎中;四任外推大名府知府;五任升隴右道副使;再轉遼東兵備道;歷任未久,改補武昌兵備道。凡七任,皆有聲稱,以其才高學博,故所施裕如也”。按:高奣映說陶珽為官“凡七任”,恐有遺漏。明萬歷年間,陶珽曾先后擔任過“大名知府”和“永平知府”。清雍正《畿輔通志》(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十九卷五十九《職官·大名知府》說:“萬歷……陶珽,云南人,進士。”該《志》《職官·永平知府》說:“萬歷……陶珽,云南人,進士。” 在“授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六品)前,陶珽還擔任過“容城縣學教諭”(未入流,掌教誨所屬生員)。清咸豐《容城縣志》(清咸豐七年刻本)卷之五《秩官志·教諭》說:“陶珽,云南姚安舉人,萬歷三十二年任。”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袁宏道(1568-1610年)作律詩《陶不退以容城諭丁內艱歸滇中,至敝邑殤其令子,遂瘞焉,于其行也,詩以送之》其一云:

                    麻衫如葦別芹宮,

                    那復哀殤客路中。

                    幸免西河夫子慟,

                    稍存嬴博古人風。

                    腮毛換去三停白,

                    桕葉歸來十度紅。

                    富貴幾何愁苦劇,

                    令人翹首眄飛鴻。

                      其二云:

                    十年塵土敝衣裳,

                    瞥見昆池舊景光。

                    無佛稱尊雞足老,

                    與天孰大夜郎王。

                    蠻娘乍隱溪花笑,

                    番客遙懷瘴草香。

                    秘藥如山砂似鏃,

                    試探何處有仙方。

                      詩里的容城縣屬京師保定府,而“丁內艱”即丁母憂。

                      據《明熹宗實錄》卷之九《天啟元年四月》載:“甲戌……吏部覆方震孺議,‘請通州、天津各添設廵撫都御史一員,永平、密云、薊州、貴(通)州各添設兵備道一員。天津舊有督餉撫臣李長庚,撤回協理部事,其新撫另議推補。永平舊有道臣按察使杜詩加右布政使,專管燕建二路;以永平知府陶珽升按察司副使,管山石二路。密云、薊州照永平例,各分二路;通州亦另設兵備一員,招兵練士,督護漕儲。昌平舊有道臣再給敕書,令其加意防守。四道俱聽順天廵撫節制。仍行兵部,添設參游將官,與道臣協守’。報可。” 

                      清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號南雷,人稱梨洲先生,浙江馀姚人)撰《海外慟哭記》(收入清薛鳳昌編《梨洲遺著匯刊》,清宣統二年上海時中書局鉛印本)附錄一《思舊錄》說:“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題品,便聲價重于一時。故書畫器皿,多假其名以行世。歲戊辰,余入京頌冤,遇之于西湖。畫船三只,一頓襆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云集。陶不退(埏)謂先生曰:‘先生來此近十日,山光水影,當領略遍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數日來只看得一條跳板。’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小轎,門生徒步隨其后。……余出頌冤疏,先生從座上隨筆改定。”這里的“埏”即“珽”字之誤;“歲戊辰”即崇禎元年(1628年),可輔證陶珽此時得偷閑于杭州。陶珽撰《古庭祖師語錄敘》末署“崇禎己巳立夏日……書于西泠舟中”。按:“己巳”即崇禎二年(1629年),又《姚安世守高氏家譜序》末署“大明崇禎二年孟秋月朔日,通家友生陶珽頓首拜撰”,此時陶珽任職山東副使。據《崇禎長編》卷之三十五《崇禎三年六月》載:“壬戌……〔以〕湖廣副使劉加遇為本省參政,〔以〕山東副使陶珽為湖廣副使。”因此《新開妙峰山德云寺常住碑記》署“賜進士第前山海、武昌備兵使天臺陶珽撰……崇禎五年壬申孟冬”。明崇禎九年(1636年)丙子歲春三月上澣,陶珙撰《曹溪一滴緣起》(藍吉富主編《禪宗全書·語錄部十八》影印《徑山藏》原刻本)說:“家〔兄〕不退諱珽,今任關中憲副。”推測陶珽的“致官歸”即在明崇禎十年前后,因崇禎戊寅(1638年)十月前他已隱居姚安所(或雞足山)矣。

                      關于陶珽在學術上的成就,清高奣映撰《雞足山志》卷之六《人物上·名賢》有《陶珽》說:“著有《閬園集》,錢牧齋序之;并纂《說郛續》《伯敬史懷》諸書,甚淹洽。”據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 1999年,第514頁)說:“陶珽……有《閬園集》《續說郛》,崇禎間刻印過元陶宗儀《說郛》120卷,宋呂祖謙《東萊博議》6卷,王守仁《王文成公文選》8卷,鐘惺《評公羊轂梁二傳合刻》24卷。”關于陶珽與李贄及公安袁氏兄弟交往的情況,錢謙益(1582-1664年)撰《陶不退閬園集序》(收入《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一《序四》,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癸未瞿式耜刻本,以下同)說:

                      余少讀李卓吾之書,意其所與游者,必皆聰明辨博、恢奇卓詭之士。已而識新安方時化、汪本鈳于長安,皆卓吾高足弟子,授以《九正易因》者也。時化一老明經,斤斤為文法吏,褒衣大帶,應對舒緩。本鈳樸遫腐儒,偶坐植立,如土木偶。是二人者,與之游處,求其為卓吾之徒而不可得也。公安袁小修曰:“卓吾之平生,惡浮華,喜平實。士之矜虛名,炫小智,游光揚聲者,見則唾棄之,不與接席而坐。觀其所與,則卓吾可知也。”余聞小修言,復與二人者游,乃知為卓吾之徒。久之,如見卓吾之聲音肖貌焉。同年生姚安陶珽,字不退,少有志于問學,游卓吾之門而有得焉者也。不退之為人,恂恂已爾,穆穆已爾。與之語,泛濫于物情吏事,剌剌不少休,未嘗以問學自表異。余與不退游甚狎,始知卓吾之所與,皆方、汪也,如小修之云。不退既沒,其弟仲璞以《閬園集》求敘。不退之詩文,緣情而攄詞,據事而立論,未嘗標門墻、設壇宇,名為某氏之學也。為吏言吏,居鄉言鄉,如父老之談農桑,如家人之問耕織,未嘗駢枝儷葉,致飾于語言文字之間也。其言曰“詩則香山,文則眉山”,似矣。試就其詩文,求所謂香山、眉山者何有哉?讀《閬園集》者曰:“此陶不退之詩文也,其斯以為卓吾之徒已矣。”卓吾守姚安,清凈恬淡,有汲長孺之風;不退居官,似之。卓吾晚年憤世,兀傲自放;而不退規言矩行,老而彌謹。此則不退之善學卓吾者也。

                      因“私淑”李贄的緣故,陶珽的著作常受到清人(以紀昀為代表的“四庫全書”編纂者)的詆毀。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卷一百二十九《子部三十九·雜家類存目六》說:“《毛氏殘書三種》(無卷數,江蘇巡撫采進本),國朝毛羽宸撰。原本不題書名,亦無序跋目錄。凡分三部;曰理學部,多談心性;曰儒學部,多考證名物典制;曰史學部,則史評也。似全書不止于此,此其殘稿耳。書中頗詆斥朱子,如謂性與天道,晦庵以詞章晦之,而晚更以與季通所言者與眾共言,雖欲使禪宗不寄我籬下不可得,其說頗悖。檢書中有《閱〈陶不退閬園集序〉說》一篇,甚推李贄,知其學所由來,源流未正矣。”

                      錢謙益為陶珽、陶珙撰《序》的時間,推測是在明天啟三年(1623年)十一月(即撰《楊澹孺詩稿序》)后,而必在明崇禎壬午(1642年)七月(即撰《劉大將軍詩集序》)前。清高奣映撰《雞足山志》卷之六《人物上·名賢》有《陶珽》說:“致官歸,筑雪閣,日研性學于其中,而東南萬里之乞書者絡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月,徐霞客親自從高土官處探聽到陶珽“猶在姚安”的消息,推測陶珽的卒年應該在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前后。明“醉香主人”撰《題卓老批點西廂記》(收入《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本》卷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西陵天章閣刊本)說:“看書不從生動處看、不從關鍵處看、不從照應處看,猶如相人不以骨氣、不以神色、不以眉目,雖指點之工、言驗之切,下焉者矣,烏得名相?……往陶不退〔珽〕語余,〔其〕家藏卓老《西廂》,為世所未見,因舉‘風流隋何,浪子陸賈’二語,疊用照應,呼吸生動。乃評之曰:‘一用妙;二用妙、妙;三用以至五用,皆稱妙絕、趣絕。’又如‘用頭巾語甚趣’‘帶酸腐氣可愛’,往往點出,皆人所絕不著意者。一經道破,煞有關情;在彼作者,亦不知技之至此極也。卓老嘗言:‘凡我批點,如長康點睛,他人不能代。’識此而后知卓老之書,無有不切中關鍵,開豁心胸,發我慧性者矣。夫《西廂》為千古傳奇之祖,卓老所批,又為《西廂》傳神之祖。世不乏具眼,應有取證在,母(毋)曰劇本也,當從李氏之書讀之矣。崇禎歲庚辰仲秋之朔醉香主人書于快閣。”按:“庚辰”即崇禎十三年(1640年),從“往陶不退〔珽〕語余”輔證陶珽仍健在。惟崇禎十五年農歷二月中瀚日,戈允禮撰《妙峰開山徹庸和尚塔銘》說:“師于……崇禎辛巳季冬朔三日示微疾”,推測陶珽卒于徹庸禪師圓寂之前,否則就會有陶珽撰《塔銘》傳世。

                      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卷一百三十二《子部四十二·雜家類存目九》說:“《續說郛》四十六卷(通行本),明陶珽編?,E,姚安人,萬歷庚戌進士。是編增輯陶宗儀《說郛》,迄於元代,復雜抄明人說部五百二十七種以續之,其刪節一如宗儀之例。然正〔德〕、嘉〔靖〕以上,淳樸未漓,猶頗存宋、元說部遺意。隆〔慶〕、萬〔歷〕以后,運趨末造,風氣日偷。道學侈稱卓老,務講禪宗,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蚯逭務Q放,學晉、宋而不成;或綺語浮華,沿齊、梁而加甚。著書既易,人競操觚,小品日增,巵言疊煽。求其卓然蟬蛻于流俗者,十不二三?,E乃不別而漫收之,白葦黃茅,殊為冗濫。至其失于考證,時代不明。車若水之《腳氣集》以宋人而見收,鮮于樞之《箋紙譜》以元人而闌入,又其小疵矣。……《明百家小說》一百九卷(浙江巡撫采進本),舊本題明沈廷松編。廷松號石閭,未詳其爵里。前有自序,題甲戌小寒日,當為崇禎七年。而其書乃全與陶珽《續說郛》同,蓋坊賈以不全《說郛》偽鐫序目售欺也。”由此證明,《續說郛》的刊刻時間該在崇禎七年(1634年)以前。又《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五·雜纂之屬)》有清紀昀等撰《說郛·提要》說:“國朝順治丁亥,姚安陶珽所編,又非文博之舊矣。……至珽所續四十六卷,皆明人饾饤之詞,全書尚不足觀,摘錄益無可取。別存其目,不復留溷簡牘焉。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按:“順治丁亥”即永歷元年(1647年),黃向堅(1609-1673年)于永歷五年(1651年)到白鹽井尋父母時,陶珽早已經辭世。國家文物局主編、云南省文化廳編著《中國文物地圖集·云南分冊》(昆明:云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第104頁)說:“陶珽墓〔龍崗鄉駱灣村南·明代〕……圍石封土墓,高約3米,直徑3米。原有墓碑,已毀。”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館編《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84頁)說:“陶珽墓,位于姚安縣原龍崗鄉與官屯鄉交界處駱彎村以南2000米?!矠椤硣馔聊?,墓直徑3米,高3米,結構不詳,墓曾被盜,碑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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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珙是陶珽的弟弟,他所接受的李贄思想應該來自于兄長的影響。錢謙益撰《陶仲璞遁園集序》(收入《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一《序四》)說:

                      姚安陶仲璞,為吾同年兄穉圭之弟。兄弟俱以才名奮起天末。穉圭成進士,揚歷中外,官至監司;而仲璞以乙科官南工部,出守寶慶,得罪于藩府,掛冠以歸。其治行廉辨清真,亦略相似。余既為穉圭序《閬園集》矣,仲璞復以《遁園集》示余,求一言之弁?余不知文,安能序仲璞之文?亦知其為陶氏兄弟之文而已矣。萬歷之季,海內皆詆訾王、李,以樂天、子瞻為宗,其說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卓吾發之。穉圭與小修俱龍湖高足弟子,而仲璞少受學于穉圭,其師友淵源如此。故其詩文之大指可得而考也。夫詩至于香山,文至于眉山,天下之能事盡矣。袁氏之學未能盡香山、眉山,而其抉擿蕪穢,開滌海內之心眼,則功于斯文為大。仲璞之《集》稱心而言,指事而論,無薄喉棘手之艱,無東涂西抹之飾,則亦袁氏之遺風,可以祖香山而宗眉山,不墜落今世詞章道學窟穴中也。穉圭文多應世酬物之語,而仲璞多譚學問,逗露旴江、泰州宗指,顧猶沾沾于三峰入裸國而解衣,其亦有隨緣牽勸之思乎?龍湖一瓣香具在,安得促席從仲璞而問之?

                       明崇禎九年(1636年)丙子歲春三月上澣,陶珙撰《曹溪一滴緣起》說:“余不佞珙,今南水部郎無學居士也。”推測陶珙由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正五品)出為寶慶知府,即在明崇禎十年前后。清康熙《寶慶府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刻本)卷之一《郡建置紀》說:“〔崇禎〕十二年,知府陶珙以忤岷王?!册骸惩跤撟?,奪珙職”該《志》卷之二十四《名宦傳二·循良列傳·明知府》說:“陶珙,字紫浪(閬),姚安人。淵源家學,專精性命,澹肰聲利之外。濂溪伊洛,其宗派也。以南水部郎出守寶郡……天王寺流寇報警,簡閱各屬銳壯,得三千人,授推官李夢日,以便宜捕剿。自率鄉紳分地晝夜防御。不逾時,寇平。……合祀周程張朱于愛蓮池,纂修郡乘。凡所興革,皆救時急務。時岷藩驕橫,縱其校尉魚肉士民,珙杖而囚之,被藩枉參,去官歸滇南。丁亥夏,流賊張獻忠在川中為國朝王師所誅,其黨孫可望奔入滇中,穴窟自王,攻陷州邑。珙時家居姚安,練鄉勇御之。不勝,為可望所執。強之降,不屈。大罵,被害。”“丁亥”為永歷元年,即清順治四年(1647年)。乾隆《湖廣通志》(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十六《名宦志·寶慶府》引舊《〔湖廣〕通志》說:“陶珙,姚安人。由南水部〔郎〕出守寶慶。……時流寇告警,珙簡各屬銳壯以便宜捕剿,指顧削平。又立鄉團以防剽掠。珉(岷)藩縱其校尉魚肉士類,珙杖囚之,遂解歸。為獻賊余黨所執,不屈見害。”另據《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通謚節愍諸臣下》說:“寶慶知府陶珙,姚安人。流寇告警,率鄉勇剿賊。以忤岷王,罷歸。中途為賊所害(見《一統志》)。”道光《寶慶府志》(清道光二十九年邵州濂溪書院刻本)卷第四《大政紀四·明》說:“〔崇禎〕十二年,奪知府陶珙職。”

                      明崇禎四年(1631年),陶珙仍在南工部任職。明祁彪佳(1602-1645年,一字虎子,又字幼文、宏吉,號世培,別號遠山堂主人、寓山居士等,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梅墅村人)撰《祁忠敏公日記》(民國二十六年紹興縣修志委員會鉛印本)第一卷《涉北程言》說:崇禎“辛未歲七月二十九日,為予入都之次日”;該年十二月“十二日,予梓里人屠姓者,以不能歸告貸,適從友人貸得些須,遂轉以五金與之。柳白嶼至,與之飯,聽其說黔中當日圍城事。柳〔白嶼〕去,顏壯其來,偕至鷲峰寺,適六館陶紫閬與僧括于方丈,即陶不退先生之難弟也,予就晤之。少頃,賈道乾亦至。顏壯其詢尹篤師以大事因緣,師講訖,〔顏〕壯其指地下曰:‘譬如此磚,有佛性否?’師曰:‘有!’〔又問〕:‘磚毀時有佛性否?’師曰:‘無。’顏〔壯其〕言:‘然則四大在有佛性,四大散便無佛性乎?’師曰:‘然。’賈道乾以其空、色作二解,未為黠首。陶紫閬先別去。”明崇禎七年(1634)孟冬,陶珙編《穀詒匯》十四卷(卷首二卷)問世,內鐫“男〔陶〕以鉽、〔陶〕以鑄督梓”。但是從晚明以降《穀詒匯》便在滇川黔諸省絕跡的情況進行推測,該書仍然是刊刻于南京(或杭州附近)。

                      陶珙于明崇禎十二年被枉參奪職后,即前往浙江等地訪友刻書。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錢謙益撰《陽明、近溪語要序》(收入《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序一》)說:“本朝之談學者,新會之主靜,河津之藏密,固已別具手眼。至于陽明、近溪,曠世而作,剖性命之微言,發儒先之秘密,如泉之涌地,如風之襲物,開遮縱奪,無施不可。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兩公而始啟其扃鐍,數其珍寶耳。李習之年廿有九參藥山,退而著《復性書》,或疑其以儒而盜佛,是所謂疑東鄰之井,盜西鄰之水者乎?疑陽明、近溪之盜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璞,撮兩家語錄之精要者,刻而傳之,而使余敘其首。余為之序曰:‘此非兩家之書,而儒釋參同之書,可以止屛山之諍,而息湛然之譏者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禪合孟,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崇禎壬午涂月,虞山錢謙益敘。”按:“近溪”即羅汝芳,陶珙的父親陶希皋少時從其學。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錢謙益撰《書金陵舊刻法寶三書后》(收入《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六《題跋四》)說:“金陵少宗伯殷秋崖先生手訂《楞嚴解》十卷,采錄《華嚴合論》為《約語》四卷,又得《宗鏡會要》于長干精舍,鋟梓行世。又七十有馀年,而滇南陶仲璞太守獲其版于公之諸孫,將募送嘉興經藏,以廣流通,而屬余書其事。……仲璞為龍湖高足弟子,而時時抵齒于三峰禪,余嘗以裸國解衣諷之。今觀其沈酣于三書,汲汲然歡喜贊嘆,知其眼光爍然,不為波旬只手所障也。喜而為之證明如此。癸未正月,聚沙居士書。”此外,錢謙益撰《跋董玄宰書少陵詩卷》(收入《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五《題跋三》)說:“陶仲璞守寶慶,強項執法,獲罪岷藩,罷官還滇南。舟中無長物,惟董宗伯所書少陵詩一卷,是其生平所寶愛者,藏弆篋衍,出入懷袖。郁林太守以廉石壓載,以此方之,彼為笨伯矣。宋人有渡江遇風者,悉索舟中寶玩畀之,風益急,最后以黃魯直書扇投之,立止。江神故具眼如此。其視此卷。安知不寶重于南金大貝乎?仲璞其善藏之。”疑陶珙辭別西泠諸友而還滇南應該是在明崇禎十六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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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時間上看,高奣映與李贄并沒有交集,但前人思想對后人的影響是不需要有直接接觸的。李贄到姚安三年,與高氏的交集是怎么也避免不了的。明永歷六年(1652年)間,姚安府土同知高鳳似已沉迷于“悅禪”狀態,清黃向堅撰《尋親紀程》(清乾隆至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說:“于是出〔大〕姚城,過白塔,拜土司高公,〔其〕門有‘永為外藩’一匾。進內衙,眾僧繞廊,莊嚴如古剎,靜室焚香,敬寫經文。公年少長齋佞佛,侍從捧茶舉案必跪,儼如王者?!补乘嘏c家君善,云:‘全滇干戈鼎沸,凡不受職者,悉被慘禍;得解綬善全者,惟老父母(親)一人耳?!睬摇衬陙砼c無住、白空長老結蓮社于妙峰、龍山諸剎,將修來世,因今幸復得聚首,豈偶然事。’知予作歸計,蹙然曰:‘相隔數年,何急于一旦也!’予俯而不答,辭去。”按:“無住、白空”兩長老均是雞足山高僧。近人劉念學編《姚安縣史地概要》有《學術》說:“清初高奣映繼起,博覽廣窺,著書七十九種,凡經史釋老,天文輿地,文學詩詞,均有著作詮解。”明萬歷年間李贄兩次游雞足山的情況,高奣映撰《雞足山志》卷之四《名勝下·古跡》有《李卓吾先生談禪樓》說:

                      釋曰先生〔為〕溫陵人,官姚安太守。于萬歷六年戊寅,因巡按調〔葉〕榆、鶴〔慶〕、姚〔安〕三府會剿北勝蠻賊機宜,按君延于永昌府,故先生得久游于雞足,寓大覺寺,與水月禪人論凈土法門,遂作《念佛答問》;又與同官論《二十分識》《六度解》《四海說》等,皆于二觀樓所成者。先生《南城草》并《初潭憶舊集》中,其文足據。憲副章爾佩題其樓曰‘李卓吾先生談禪之樓’。今以二觀之名,移于寺左。霧篆甘霖,即在其下。

                      該《志》卷之五《建置》說:

                      大覺寺在紫云山前萬壽庵之上,背負望臺,左去龍華寺數百武,右鄰千佛閣。嘉靖四十二年,寂光寺僧儒全募洱海楊宗堯建小庵。萬歷二年,奣映四十九世祖鳳公捐金建為覺云寺,故姚安太守李卓吾于八年游雞山寓焉,迨內監楊文泰寓寺中,卓吾遂移迎祥寺。……迎祥寺在缽盂山下,即缽盂庵。嘉靖間陳■創建。崇禎丙子,僧周定重修??滴醣?,僧普宜、廣富重修。李卓吾嘗寓此聽經。……二觀樓在大覺寺殿右。爰李卓吾先生在斯樓寓止,著《二十分識》《念佛答問》《六度解》并《四海說》,且多聚德臘談禪。遂憲副章爾佩移二觀匾于殿左。霧篆甘霖,即在樓前也。此樓則題為‘李卓吾先生談禪之樓’,后僧又移藏經于殿前之樓,名曰法海,而大錯修志,因貯藏,遂訛。‘二觀’取《道德經》有欲無欲之義,乃名之于前樓焉。今正之。

                      該《志》卷之六《人物上·名賢》有《李載贄》說:“李字〔宏甫,號〕卓吾,福建晉江人,以孝廉歷仕〔刑部郎中〕,于萬歷五年官姚安太守。爰義更號氏,迨卒之年,計號四十有七??桃獬杉?,任癖一往,大約得精于禪,以文為綜該,遂有所自入。六年戊寅,緣按君剿賊北勝,調姚〔安〕、〔葉〕榆、鶴〔慶〕三府會酌機宜,先生遂得留雞足數月。繼至七年己卯,竟自免歸。巡按劉維及欽其高尚〔者〕,征詩文冊以送之。八年庚辰,先生解組,遂再登雞足,寓缽盂庵,聽真利法師講《楞伽經》。其六年游山始末,詳《古跡》之‘談禪樓’內。”高奣映尊稱李載贄為“先生”,并對他“刻意成家,任癖一往”的行為表示理解,還盛贊他是“得精于禪”的智者。高奣映的著作流傳至今的部分已無法窺其全豹,很難設想他在《雞足山志》外,又該如何評價李贄及其“非陌非阡”的思想體系。

                    甘孟賢撰《高雪君先生家傳》(收入《姚陽三先生遺書》,云南省圖書館藏清稿本)說“自三十馀歲即以世職傳其子映厚,辟別館于結璘山……藏古今書籍于佛雪巖,編為十號,每號千數百卷,三姚縉紳蓄書之家莫與為比。成就后學,及門之士成進士者二十二人,登鄉舉者四十七人,游庠者〔一〕百三十五人。貢生徐維季、廩生冉宏智、張凌漢、張懷,及門高第弟子也;武舉施楷亦就先生問學有得,自號晚學居士云。”高奣映的入室弟子并不局限于姚安籍,除《妙香國草》中得列名者外,其他“及門之士”究竟為誰,亟待識者補證。

                      四、“理學初盛”的群體實踐

                      清初高奣映的“悅禪”終究沒有突破儒者的底線,到晚年時他更是“舌耕”不輟,傾盡全力以培正學林。但隨著乾嘉學派的興起,以考據為主旨的“樸學”逐漸盛極一時。明朝李贄守姚安時的事跡,到清初已經慢慢地變得“模糊化”了。比如清康熙《姚州志》卷之四《名宦》、乾隆《姚州志》卷之四《名宦》都說:“李載贄,晉江人,舉人。萬歷五年任知府,性嚴守潔。民罹火災,為建火神廟,時禱而禳焉。將三載,竟自免歸,士民攀臥道旁,車不得發,囊中僅圖書數卷。巡按劉維及一(當)時藩臬作《高尚冊》以遂其志,僉事顧養謙為之序。世稱‘卓吾先生’。”清道光《姚州志》卷之二《建置·名宦》說:“李載贄,福建晉江舉人,萬歷五年任知府,性嚴守潔。民罹火災,為建火神廟(光明宮),時禱而禳焉?!矊ⅰ橙d,竟自免歸,士民攀臥道旁,車不得發,囊中僅圖書數卷。巡按劉維及當時藩臬作《高尚冊》以遂其志,僉事顧養謙為之序。世稱‘卓吾先生’。”清光緒《姚州志》卷之五《秩官志》參《廣輿記》及〔姚〕州舊《志》說:“李贄,字卓吾,晉江人,舉人,萬歷五年知姚安府。初,姚民數被火災,贄為壇祈禱,遂免焉,乃建光明宮于城東門外,以祀火神。贄天性嚴潔,政令清簡。簿書之暇,時與釋子參論,又每至伽藍判了公事。致仕歸,囊中僅圖書數卷,士民遮道相送,車馬不能前進。巡按劉維及當時藩臬作《高尚冊》以遂其志,僉事顧養謙為之序。罷官后倦于梳櫛,一日惡頭癢,乃髡其發,自號禿翁。著作《焚書》,手眼獨出千古。”想不到以博學著稱的貢生甘雨及其諸子(即甘孟賢、甘仲賢、甘叔賢和甘季賢,時任光緒《姚州志》校字)竟會強說“卓吾”為其字。民國《姚安縣志》第三冊《人物上·名宦》說:“李載贄,一名贄,字卓吾,福建晉江人,舉人,萬歷五年知姚安府。初,姚民數被火災,贄為壇祈禱,遂免焉,乃建光明宮于城東門外,以祭火神。贄天性嚴潔,政令清簡,簿書之暇,時與釋子參論,又每至伽藍判了公事。致仕歸,囊中僅圖書數卷,士民遮道相送,車馬不能前進。巡按劉維及當時藩臬作《高尚冊》以遂其志,僉事顧養謙為之序。罷官后,倦于梳櫛,一日惡頭癢,乃髡其發,自號‘禿翁’。著有《焚書》,手眼獨出千古。”此篇《李載贄傳》不知出于何人之手,只是不可能是由云龍,同樣將李贄的“字”(宏甫)與“號”(卓吾)搞混淆了。近人劉念學編《姚安縣史地概要》有《賢良官師》說“志乘上賢良最著之……知府如……李贄之政令嚴(清)潔”,他竟險些將“清潔”與“嚴苛”相混淆。

                      毫無疑問,李贄針對孔子是非的“橫議”惹怒了乾嘉學派的重要創始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1613―1682年)。因為乾嘉學派的治學內容就是以儒家經典為中心,并且認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就在高奣映辭世以后,姚安人對李贄繼承“王學左派”的思想逐漸采取了摒棄態度,他們放棄了“儒釋道兼修”的做法,為的就是要重新“昌明程朱理學”。在這一方面,饒乙生、甘氏一門、陳廷杰等均是代表。

                      近人劉念學編《姚安縣史地概要》有《學術》說:“迨饒乙生倡明理學,著有《善誘錄》,以為教學程式。甘氏繼之,理學益為昌明。咸同亂后,甘雨、陳廷杰設帳講學,重興文化,人才輩出。甘氏并纂《〔姚〕州志》,文獻足征。四桂尤為超卓,文章崇桐城,理學重實踐?!哺省趁腺t纂輯前賢遺書、諸弟著作,厥功尤偉?!哺省持儋t兼通科學、算術、教授后學。”

                      饒乙生

                     ?。保?甘孟賢撰《饒敬齋先生家傳》(收入《姚陽三先生遺書》,云南省圖書館藏清稿本)說:

                      先生諱乙生,字大用,別號敬齋。父常,江西金溪縣學諸生,明崇禎間來滇,卜居永北,嗣游宦于姚,遂家焉。先生際室家締造之初,能刻志力學,光啟基緒,通經史,工文藝,弱冠游姚安府庠,旋補廩膳生。性端重沈毅,舉止不茍,讀性理書有得,遂厭棄科舉之學,家居奉親,教授生徒。取宋以后諸儒語錄,日夕研究,證以四子、六經,辨其同異,精思力踐,白起居飲食,以至敦倫飭紀、處事接物,皆守先哲成法,而實出于性之所安。其學以“窮理”為先,以“居敬”為本,以“謹獨”為歸,晝有所為,夜則筆之于書。二氏之學,屏而弗道,教人先行后文,隨其材質高下,皆有以成就之。于寒畯子弟,尤加意矜恤,課稚子務在保生,唯恐以嚴督致疾。講解書史,每引其間行,迎機啟之,又因事指物,告以天理人欲之辨。童子游其門者,無督責之苦,而智慧日開,戀戀如赤子之依慈母,不忍一朝離也。晚年以歲貢選拔云州訓導,年老不之官,優游林下,日以講學為事。所著《窮理惺心集》《敬齋日記》,皆躬行心得之言。子師賢、宗賢,皆歲貢生。宗賢能傳其學,教授于鄉,三姚人士,盡出其門。喜施予,所得贄金,盡以周濟貧乏。孫有亮,宗賢子,乾隆丁卯舉于鄉,戊戌成進士。贊曰:“吾姚自陶不退兄弟以文學、經濟為鄉里倡,繼其后者,如高雪君之博綜群籍,著書數百萬言,彬彬郁郁,可謂盛矣。然言心言性,遁入空虛,大抵不離〔來〕瞿曇(唐)宗旨。惟先生得“濂洛關閩”正傳,躬行實踐,屏除異端,窮理似考亭,和粹似純公,端整似正叔,靜退似康節,崛起邊荒,遠紹絕學,可謂豪杰之士矣。論次吾鄉先輩,得不以先生稱首哉?

                     ?。玻?甘氏一門

                      清嘉道年間的甘榮祿(1786―1848年)、甘榮昌(?―1832年)兄弟皆以業儒聞于鄉。甘雨撰《先考事略》(收入甘孟賢編《補過齋遺集》,云南省圖書館藏清稿本)說:“先君子孝友性成,不假修飾……〔族曾祖〕士雅公告雨曰:‘汝祖性嚴毅,課役內外,皆有程限……〔汝父〕八歲,受學于外翰周躍舟……十八歲,與汝叔同入州庠,二十食餼,以汝祖父母老,講學于家,奉甘旨、課農圃,事無鉅細,身自任之,俾汝叔得肆力于學。汝叔所讀書,汝父手鈔者十之七八,鉤乙音釋,整齊精致,予嘗見而愛之。’此雨之得聞于族曾祖者也。雨六七歲時,先君子與先叔泰交,皆課徒于家,先叔處前樓,先君子處后樓,門人才俊服麗者,輒歸之前樓。先君子所教,類皆戚黨寒素之士,雨請其故,曰:‘若輩易教,俾汝叔得暇讀書耳。’……先叔善飲,午課畢,必一入酒家,先君子雖不勝杯勺,而酌茗對飲,歡欣浹洽,無一日不與之偕。道光壬辰,以挨次當貢成均,先叔臨場病疫,遂徒步送先叔輿疾歸,兼程而至,足繭磊然而不以為苦也,遲貢四年,而不以為失也,此雨所及見而記憶之者也。”甘榮祿的塾師為周躍舟,應該是乾隆年間的業儒者。

                      清咸同年間“舌耕”不輟的甘雨、陳廷杰(1824―1904)等均出自甘榮祿之門。清劉安科撰《甘潤之先生家傳》(收入《筠雪堂文鈔》)說:

                      先生諱雨,字潤之,號慰農。……世業儒,歷十數傳而至先生。……其封翁諱榮祿,字廷錫,自以暮年得子,課讀綦嚴,妣氏羅孺人深惜之,而庭訓不少假。先生于書,過目輒記,學制舉業,試每冠其曹,由弟子員補廩膳生,而貢于廷。又能為詩古文詞,而先生雅不自喜也。年稍長,益力于經,一日讀《孟子》,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遂恍然有悟于道。后奉朱子《小學》一書為始基,而尋源于《近思錄》及元明諸儒語錄,精思力踐,必欲為圣人之徒。……設塾講學,英雋之士,咸出其門。先生備歷艱危,人道益粹,其教人以“休認四端”為本,以“修身齊家”為用,藝文為次。其持躬則存誠主敬,平易近人,履險與夷,數十年如一日,非有得于濂洛關閩之旨者,其熟能與于此哉!晚年選授廣西州學訓導,到官三月,即以病辭,同時文士賦詩以贈其行,由是名譽益聞公卿。歸而主講大成書院,從學倍盛,里闬薰德,皆成善良。……其馀著述尚多,類皆見道之言。

                      清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四日,昆明陳榮昌撰《甘誠正先生墓表》(收入《虛齋文集》)說:

                      ……其生平為學,雖傾側擾攘,未嘗一日廢。內篤于至性,外則卓然有大節,自勵勵人,一衷于圣賢之道。……居父憂,一遵朱文公家禮,不用浮屠。……嗚呼!先生于兄弟、朋友、夫婦之倫,無不盡其道,然皆忠孝之馀耳。先生之學,與其所為教,曰有恥、曰擴充四端,皆推本于孔孟,而其服膺得力,則宋、明諸子之書居多,蓋所謂道學家也。世之詆毀道學者,以其實不副名耳,故予特表其忠孝之大之合于圣賢者,揭于其墓之原,聞先生之風者,亦可以折其心而關其口矣,其謚為“誠正”也宜哉!

                      甘孟賢撰《善誘錄序》(收入民國《姚安縣志》第七冊《文征》)說:“〔饒敬齋〕先生奮起遐荒,以斯文為己任,學宗洛閩,道著躬行,教授于鄉里,式其德。……乃益信先生果吾姚名儒。前乎先生者,莫能先;后乎先生者,難為繼也。”按:“洛閩”即“洛學”和“閩學”的合稱,即程朱理學。在這里,甘孟賢對高奣映“言心言性,遁入空虛,大抵不離瞿曇(唐)宗旨”提出了批評,而甘雨(潤之)更是主張“學問以不欺世為本”。近人劉念學編《姚安縣史地概要》有《人物》說:“近則……甘雨父子之躬行實踐,累葉儒修。”

                      晚清時期,姚州“舊學”的集大成者首推甘孟賢,趙藩撰《有清銓授保山縣教諭姚安甘君墓表》(收入《向湖村舍文集》)說:

                      光緒末年,部選保山縣教諭,辭不就職。宣統辛亥,清運告終,隱居卻聘,終老于家。此君出處之大節也。……佐父課弟仲賢、叔賢、季賢三人書,講授有法,皆膺鄉薦。……君傳名父之學,以義理為范圍,經史為根柢,景仰儒先,躬行實踐,于人無不愛,于事無或茍,不以食貧而馳胞與之懷,不以時變而易尺寸之守。凡所論撰,皆闡明大道、曲盡人情,章闡幽潛,皋牢文獻,門人述之,鄉人珍之。自著有《詩文集》《日省錄》《歷代帝王歌》《閨閣百賢詩注》《女子法戒錄》《弟子規直解》《地球三字經》《分類字義》《同音字義》《偶字韻編》《蔬園雜志》若干卷,編輯有《甘氏族譜》《姚安三先生遺書》《補過齋遺書》《觀損益象齋遺集》《務實子遺書》《隨安子日記》《鎮南州志略》若干卷,此君學行之總括也。……綜君生平,可謂篤行好學、守死善道之君子矣。余為哲人哀,為世道惜,乃覼縷表于君之墓石,以備史乘之征,以昭示后之人。

                      甘孟賢的學問精深,由云龍撰《甘應塤先生傳》(收入《定庵文集》)說:

                      “諸弟叔賢、仲賢、季賢相繼登賢書,先生率以教授四方,學者負笈踵至,成就甚眾。至先生之學,得之于庭訓者多;而諸弟之學,又得之于先生者為多。當是時,遍三迤人無不知有姚安甘氏,而先生布衣糲食,奉親授徒,數十年如一日,達官貴人見之者靡不退然若懷慚也。先生內行既完,尤好性理諸書,以‘課心’名書屋,作《課》《心》兩箴,學使高釗中贈以《理學宗傳》一書,遂潛心玩索,身體力行,自是學養益粹,孝友益篤。飲食必親進,起居必親侍,則兄行于前,弟隨于后。……教家以禮法為先,凡喪祭冠婚,悉依朱文公家禮,鄉里化之,以為維持風教,莫不重倫常也。倡建三綱碑,以為兇荒必先有備也。……為學務實踐躬行,尤深于《易》,知得失窮通之理,明吉兇悔吝之道,故經變革而處之夷然,無所撓易。其教授則以激發良心為主,以孝弟廉恥為驗,近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以誠動物則直上溯濂溪心傳者也。滇學自錢南園、王樂山、竇蘭泉諸先生后,繼起者有昆明陳筱圃先生、劍川趙介庵先生,皆與先生遙相印證,雖先后之,出處不同,而其冥心獨造,足為時流后學矜式則一也。”

                      如此說來,以甘孟賢為代表的清代姚嶲學派較好地解決了“陽明學”與程朱理學之間難以協調的矛盾。在李贄到任姚安府知府前處于極度“混亂”并被佛教肆意擠壓的儒學,經過姚嶲學派的推演與完善,最終獲得了駕馭禪宗和“王學左派”的能力,然則李贄帶給姚安的“講學”功莫大焉。

                     ?。常?陳廷杰

                      在進入民國紀元以前,被甘孟賢尊稱為“姚陽三先生”的著名人物,除前面提到的高奣映、饒乙生外,還有一位就是陳廷杰。民國《姚安縣志》第四冊《人物下·鄉賢》說:“陳廷杰,字笏齋,咸豐間歲貢,性端重簡默。幼從貢生甘榮祿學,終身守師法,并與甘雨訂總角交,互相切劘,勵志行修。……播遷之馀,多有挾妖妄為降乩以惑世誣民者,為文力辟之,洋洋千馀言,識者擬之為昌黎《原道》之作。……晚年主講大成書院,勤教不倦。”甘孟賢撰《笏齋先生家傳》(收入《姚陽三先生遺書》,云南省圖書館藏清稿本)說:

                      笏齋先生姓陳氏,諱廷杰,王父永旺,本劉氏子,原名劉振緒,嗣陳氏,生泰。泰生先生。三世皆姓陳。先生生子畇,始復劉氏姓,重所本也。先生以刀光四年二月三日生,甫成童,即從先王父學。時先王父課先考于家,藘染惡習,不令與群兒處,獨善先生端謹安重,命與先考同案考業,遂訂總角交。先生少先考一歲,其擷芹、食餼、貢成均皆后先考一年。先生自少劬學于先王父,得薰定講授之功,于先考收切磋琢磨之益。弱冠卒業,推所得,以教人、從游甚盛。咸同之變,士之負文學者,逆匪輒誘以偽職,惟先生與先考持志不污,各遠引而去。先考避州西,先生避大姚,抱遺經,傳絕學,隱居教授,殆十馀年。亂平,先生挈其徒,應提學試,及門之士入泮者百馀人,而先生訓課益力,來學者亦日益眾,與其子畇、孫善修分庭督課,日無寧略。晚年日(目)微盲,仍手一篇,授生徒不以一刻自逸,嗟乎!先生其能體圣人不倦之誨者乎?吾姚自兵燹后,先民榘矱,蕩焉無存,士習奔競,民情浮囂,日甚一日。先生一以廉退謙讓持其身,儉樸敦厚化其家,子孫守其教,門人式其德。世道人心,賴以維持,是大有功于名教者也。先生居恒,不出戶庭,戚友以酒食相招,亦歡然往,飲不逾量,語不訾人,傲岸者當之輒屈服,不敢自肆。其學務知要常,以“不欲勿施,有諾無宿”二語自勉、勉人。以光緒三十年甲辰二月二十日卒于家,得年八十有一。畇,歲貢,先先生一年卒。善修,州學生。贊曰:“咸同之亂亟矣。老成謝,典籍亡,賴二三君子力持于兵燹之馀。卒之淵源所漸,文教重興,詩書之士接踵而起,如先生者可一二數也。嗚呼!絕續之際,所關鉅哉!

                      五、“姚嶲學派”的薪火相傳

                      清乾嘉以后,姚郡賴有“饒乙生倡明理學……甘氏繼之”,理學益為昌明。近人方樹梅編《滇賢生卒考》(民國丙子仲冬晉寧方氏南荔草堂刻本)搜集了一百位滇籍鄉賢的事跡,姚州甘雨、甘孟賢和甘仲賢(1855―1908)入選其中,該書說:“〔甘〕仲賢……〔任〕優級師范學堂經學教員,著有《觀象反求錄》。……光緒戊申因教授勞心過度,九月二十九日嘔血而卒。陳提學榮昌私謚‘文純’。”此前在甘雨卒時,門人私謚“誠正”,并刻有《甘誠正先生懿行》傳世。到民國五年(1916)四月二十八日甘孟賢卒時,門人私謚“文貞”。僅憑這三個讓人無比信服的謚號,就能證明晚清時期姚郡理學之昌盛。

                      民國《姚安縣地志》有《人口》說:“姚人崇奉儒教,振古人,茲其入教者居百分之九十九。”清咸豐間的歲貢陳廷杰幼從貢生甘榮祿學,而與甘榮祿、甘榮昌同時極負名望者,為貢生魯■、拔貢由從政及舉人由從禮。

                      據甘孟賢撰《趙金坡先生年譜》(云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間刻本)說趙子驤(1835―1884年)受學于塾師,“入塾二年,即能背誦《四書》《詩經》,不失一字”,“里中有魯姓者,姚世家也,積書頗富。公日就其家,博覽群籍”,其后官至河南南汝光兵備道,而其子趙鶴清則受業于甘雨設席之大成書院。

                      馬駟良“回亂初起,避地會川,舌耕自給”,至“效力軍營”,以候補道宦浙十載,得窺俞樾(1821―1907)之淵博學問,“解組歸,重建鳳岫書院,聘名師或躬親講授”,賢婿由云龍即出其門;胡壽榮回鄉“師主大成書院講席,從學者率知名之人士”;還有由人龍“少從甘叔賢學”,甘德輝被選入經正書院為高材生等等。

                      從晚清到民國時期,滇人對姚安府知府李贄及其“非儒”思想的梳理,推由云龍的貢獻尤偉。在近代姚巂學派中,由云龍堪稱“繼往開來”的第一人,他不僅是清光緒二十三年云南鄉試舉人,還是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的前身)畢業的首位云南籍學生。據劉念學編《姚安縣史地概要》有《學術》說:“近則由云龍于中外今古學術,博綜賅貫,現已著書二十馀種,更為承先啟后〔之〕唯一大師。……此則邑中學術之崖略也。”惟由云龍的學問,仍不能出清乾嘉學派專擅考據的范疇。民國《姚安縣志》第四冊《人物下·寓賢》說:

                      李載贄,一名贄,字宏甫,號曰卓吾,晉江人(或作泉州人,然晉江為泉州府附廓首縣,作晉江為是)……卓吾之“三教合一”諸說,間有駁雜處,要其卓識偉論,自足述往古而開來學。時事亟矣,非大開言論之途俾聰明才力者,得以自抒其所見,舉一切經濟、政略、工藝之屬,皆足闡吾國固有之長,取與國新辟之美,以見諸施行,不足以救國。彼卓吾者,抑亦千古特立之人物焉。得不表彰,揄揚昭垂于后世耶?

                      據考證,這篇“李載贄傳”就是姚嶲學派的集大成者由云龍撰寫的,惜目前之學界沒有能識此者。此外,由云龍撰《滇故瑣錄》(民國庚寅石印本)卷之二《李卓吾傳》說:

                      卓吾曾為姚安太守,多善政。余曾于《姚安〔縣〕志》中撰《李載贄傳》入之《官師》,顧限于篇幅,不能暢發其為學之旨。卓吾為人,又不理于謝在杭、顧亭林、王山史諸賢之論,惟袁中郎(宏道)著《李溫陵傳》頗稱道之,茲特最(撮)錄其要,可以觀其學術之概,云:“李載贄字卓吾,溫陵人。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為校官,徘徊郎署間。后為姚安太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間,薄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卓吾學術,淵源〔于〕姚江。龍溪,為姚江高第弟子。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再傳而為卓吾。故卓吾敘《龍溪文錄》曰:“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后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夫卓吾固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者,其言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為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漢唐宋以來千百馀年間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其言如此,乃尊龍溪,以為空前軼后;尊心隱,以為上九之大人,則卓吾學之所從來可知矣。卓吾所著有《焚書》六卷,內分書答、雜述、讀史五卷,其第六卷則四、五、六、七言詩也。此書外,又有《藏書》,分紀傳、總類、別目,起自春秋,訖于宋元,蓋述史也,用以自怡,不可示人,故曰《藏書》,凡六十八卷?!独m藏書》自明興及慶歷諸臣列傳也,其目有功臣、有名臣,功臣有開國、有靖難、有內閣、有勛封、有經濟、有清正、有理學、有忠節、有孝義、有文學、有郡縣,自王侯、將相、士、庶人、方外、緇黃、傭仆、妾妓、無不備載。其《說書》以制藝發孔孟、曾思之精蘊,合四書以觀,蓋能得其是非,不隨人俯仰。當明季帖括專制思想束縛之際,能一切摧陷廓清,獨標真諦于今世哲學家所謂道德標準,隨時勢為轉移,及后之平等、自由諸說皆與暗合。雖經兩次焚毀,卒尚流傳于世,可不謂獨立卓然之丈夫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亦不置妾媵,遂無子,惟參求佛乘,迥絕理路,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后作《九正易因》,甫成,已病甚。中讒被逮至都,斃于獄。生平與焦弱侯至交。馬御史經綸尤傾心敬服,歸其骸,為之大治冢墓,營佛剎云。

                      值得注意的是,張建業主編《李贄全集注》第二十六冊《附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及張建業編《李贄研究資料匯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都沒有收錄《李卓吾傳》(由云龍撰),其“引用書目”中找不到《滇故瑣錄》。民國《姚安縣志》第五冊《學術志·學術概論》說:

                      萬歷初年,晉江李卓吾來守姚安,卓吾為陽明粵閩派之健者,其說較為浪漫(向林冰《中國哲學史綱要》),嘗有三教合一之說……珽著書甚富,如《續鐘伯敬史懷》、《續說郛》,并輯《〔宋〕四大家文選》,多存目通考。邑中明代學術,陶氏昆仲殆已著稱海內矣。

                      這里面提到《〔宋〕四大家文選》,據趙爾巽(1844―1927)等撰《清史稿》(民國十七年清史館鉛印本)卷一百四十八《志一百二十三·藝文四·集部·總集類》說:“《宋四大文選》八卷,陶珽編。”惟諸家藏書均未獲見,恐已佚。毋庸置疑,這段文字同樣是出自由云龍之手。由氏著述之豐富、涉獵之廣博,恐姚郡諸鄉賢無能出其右者。民國《姚安縣志》第五冊《學術志》列舉了《定庵文存四卷》(由云龍撰)、 《定庵詩存四卷》(由云龍撰)、《定庵詩話二卷續話一卷》(由云龍撰)、 《越縵堂詩錄初集十卷續集十卷詞錄四卷》(由云龍輯)、 《漫游百詠一卷》(由云龍撰)、 《越縵堂讀書記六卷》(由云龍纂)、 《楹聯話舊一卷》(由云龍撰)、 《由氏族譜一卷》(由云龍撰)。該《志》附有“論曰”說:吾邑先正著作,如明代二陶、清初高氏各書,類多刊布,只以地處邊隅,傳播實難,日久間多散失。迨甘氏四桂繼起,著書亦富。又儒素家聲,刊布無多,征文考獻者時抱隱憾。今定庵由氏所著各書,殺青訂正,即付鉛印??~帙玉函為學人稽考之資,詎非文化進步之一征也歟!”從更大的學術視野來觀照,由云龍生前刊行的著述還有很多,諸如《北征日記》(1902)、 《東游日記》(1902)等二十多部,惜今天的讀者已極難獲見這些著述的全貌。就其師承脈絡來分析,由云龍到北京后便對翁同龢(1830―1904)、李慈銘(1830―1894)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反倒是同“滇南四杰”(即劍川趙藩、石屏朱庭珍、保山吳式釗及昆明陳榮昌)的距離較疏遠。

                      六、附記

                      作為程朱理學的推崇者,那位試圖遏制李贄思想傳播的駱問禮(時為云南布政司右參議分守洱海道)被選派到姚安任職的時間很不合適。如果他能在清乾嘉年間再被選派到姚安任職的話,其命運絕對是另一種格局。令人遺憾的是,清代的姚安人終究還是將駱問禮徹底遺忘掉了,這恐怕還是因為姚安府儒學仍不夠發達的結果。據美國華裔學者黃仁宇著《萬歷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七章《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說:“在李贄被任〔命〕為姚安知府之前,他已經享有思想家的聲望,受到不少文人學者的崇拜。……從個人的角度來講,李贄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時間太長。如果他在1587年即萬歷十五年,也就是在他剃度為僧的前一年離開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再會有人知道還有一個姚安知府名叫李贄,一名李載贄,字宏父(甫),號卓吾,別號百泉居士,又被人尊稱為李溫陵者其事其人。”但無論如何推測,李贄在“援佛歸儒”的道路上沒法修改教訓。由于佛教傳統的根深蒂固以及儒學“非正統”傾向的再次逆襲,僻處一隅的姚安人最終無法忘記“還有一個姚安知府名叫李贄”。2007年6月18日,為了紀念李贄誕辰480周年暨李贄出任姚安知府430周年,姚安縣社會各界捐資鑄造的“李贄銅像”被置于梅葛文化廣場供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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